生物农药补贴试行带来行业利好巨盘木
时间：2022/06/28 08:50:38 编辑：
生物农药补贴试行带来行业利好
农业部今年将大力推进低毒低残留农药示范补贴工作，每年选择10个省试点实施。业内人士分析，政策主要考虑到农药毒性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而生物农药、低毒高效农药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多样性。政策给整个低毒农药行业带来期待已久的利好，但前景仍将取决于市场推广程度，农民是否广泛接受仍是行业发展的巨大挑战。
低毒生物农药长期“叫好不叫座”
我国是传统化学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1至11月，我国化学农药总产量达到297万吨，比2012年同期增长1.33%。与之相伴的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有毒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农药残留对土壤、水体造成的严重污染。
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的报告称，化学农药给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损失每年近70亿美元，农药残留污染亦是威胁我国当前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毒豇豆、毒节瓜……类似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恐慌性的影响。”中心主任杨自文认为，低毒生物农药环境兼容性强，残留少，对水土等周边环境的破坏小，破除化学农药污染关键在于低毒生物农药的使用。
“化学农药对病虫害是‘一扫光’，打药只需要一个人操作；生物农药打药环节比较多，有一定技术性，至少需要三个人的配合，农民掌握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武大绿洲生物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尹宜农介绍，就单次用药而言，低毒生物农药比高毒化学农药贵20%左右，且疗程长、见效慢，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全程介入。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生林坦言，使用生物农药的菜可能有虫眼，卖相较差，使用高毒农药的则卖相较好，农民倾向选择使用高毒农药。“在零售环节，生物农药的退货率高达30%至40%，现在的农药市场依然被高毒化学农药占领着。”
在湖北省首届生物农药发展论坛上，天惠生物集团董事长唐宏泉透露，由于价格贵、见效慢，以及使用方式复杂等原因，湖北作为生物农药技术的引领者，生物农药市场推广缓慢，从上世纪60年代推广至今，市场占比仅为4%—5%，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困局。
企业单打独斗惨淡经营
一面是日趋严重的化学农药污染，另一面却是低毒生物农药产业的不尽人意。据公开资料显示，湖北多家生物农药企业连年亏损，有的甚至难以为继。1999年成立的武大绿洲，从创办之初就开始就亏损，每2至3年更换一位老板，直到2013年5月由邓明春接任。
尹宜农坦言，由于长年亏损，员工只能拿微薄的基本工资，没有绩效工资和奖金，员工的辞职率居高不下，谙熟业务的人才留不住。企业能够支撑到现在，主要是因为股东看好生物农药的发展前景，不断注资，公司资本规模已由创办时的500万元增长至1亿元。与规模扩大相伴的是巨额亏损，武大绿洲董事长邓明春透露，公司生物农药的销售额从2007年到2013年增长了10倍，年亏损额也增长到现在的近1千万元。
2012年，武大绿洲实行战略调整，组成了以3名院士和6名教授为主的研发和技术推广服务团队，开展以安全食品为主导的绿色防控方案体系延伸农药产业链，扩展技术服务和安全食品电商贸易的两大功能。
“免费的全程服务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卖药的收入倒贴在上面还远远不够。”尹宜农算了一笔账，公司有市场推广和服务人员60多人，每年光人工成本就花去500多万元，加上宣传、试验等费用将近1500万，亏损在所难免。
作为湖北生物农药界的权威专家，尹宜农认为企业一直在单打独斗，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投入应用这三个环节都是企业在做，前期耗费的成本巨大，投入市场后很难赢利，“生物农药整个行业都这样，每年等待着新股东的投入资金”。
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我国生物农药年销售额在8-10亿元，生产企业却多达240余家，规模较大的仅有4-5家，市场接受程度低，生产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同样造成了生物农药行业陷于惨淡经营的境况。
症结还是在于市场推广
低毒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症结在于市场接受程度，推广应用环节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杨自文、尹宜农、李生林等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总结了三点：首先，农户、经销商、部分基层干部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较低，评价农药的唯一标准就是“死亡多少”和“死亡快慢”，这与现代有害生物的可持续治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不符。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的核心是控制和调节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使之保持在经济危害水平之下，而不是把有害生物彻底灭绝。
其次，生物农药能将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较低密度水平，并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势突出，但目前生物农药采用与化学农药同样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些优势无法体现，却放大了生物农药起效慢、杀菌杀虫谱窄等特点，从而导致全社会对生物农药认知的偏差。
再次，现有营销网络无法支撑生物农药的推广应用，作为农技推广主力的三级农科网，特别是县乡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等，出现“网破，桥断，人走”的现象，部分经销商受利益驱使不愿意售卖利润空间较小的生物农药。与此同时，生物农药的药效受环境影响大、杀虫杀菌谱窄、货架期较短，容易导致农户降低对生物农药的认可。
第四，农产品优质优价体系没有建立，使用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生产的农产品在终端市场无法识别和区分，导致无法按质论价，挫伤了农民主动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
补贴和集约化二者必不可少
湖北省是低毒生物农药的生产中心，生产了全国至少50%的生物农药，总产量的70%以上售往江浙沪闽等地。“一方面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补贴额度大，集约化生产的出口基地便于绿色防控，更重要的是出口蔬菜必须使用生物农药，否则无法通过农药残留检测。”尹宜农认为，普及生物农药，补贴、集约化生产二者必不可少。
“就像‘家电下乡’一样，生物农药补贴需要直补农民，刺激农民购买的积极性。”尹宜农认为研发、生产企业前期投入巨大，固然需要补贴补贴，但要更多流向市场这一环节，提高市场占有率，研制、生产环节的高额成本问题也迎刃而解。
症结还是在于市场推广
低毒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症结在于市场接受程度，推广应用环节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杨自文、尹宜农、李生林等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总结了三点：首先，农户、经销商、部分基层干部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较低，评价农药的唯一标准就是“死亡多少”和“死亡快慢”，这与现代有害生物的可持续治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不符。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的核心是控制和调节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使之保持在经济危害水平之下，而不是把有害生物彻底灭绝。
其次，生物农药能将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较低密度水平，并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势突出，但目前生物农药采用与化学农药同样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些优势无法体现，却放大了生物农药起效慢、杀菌杀虫谱窄等特点，从而导致全社会对生物农药认知的偏差。
再次，现有营销网络无法支撑生物农药的推广应用，作为农技推广主力的三级农科网，特别是县乡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等，出现“网破，桥断，人走”的现象，部分经销商受利益驱使不愿意售卖利润空间较小的生物农药。与此同时，生物农药的药效受环境影响大、杀虫杀菌谱窄、货架期较短，容易导致农户降低对生物农药的认可。
第四，农产品优质优价体系没有建立，使用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生产的农产品在终端市场无法识别和区分，导致无法按质论价，挫伤了农民主动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
补贴和集约化二者必不可少
湖北省是低毒生物农药的生产中心，生产了全国至少50%的生物农药，总产量的70%以上售往江浙沪闽等地。“一方面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补贴额度大，集约化生产的出口基地便于绿色防控，更重要的是出口蔬菜必须使用生物农药，否则无法通过农药残留检测。”尹宜农认为，普及生物农药，补贴、集约化生产二者必不可少。
“就像‘家电下乡’一样，生物农药补贴需要直补农民，刺激农民购买的积极性。”尹宜农认为研发、生产企业前期投入巨大，固然需要补贴补贴，但要更多流向市场这一环节，提高市场占有率，研制、生产环节的高额成本问题也迎刃而解。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农用地集中流转、统一管理，能够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施用效率，更利于生物农药的普及。“生物农药在新疆、东北等地普及率高，就是得益于统一的管理与用药。”邓明春介绍，目前长期购买武大绿洲生物农药有四家大型农场、茶场，并已纳入国家绿色防控计划。